《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 “新英雄主义”塑造家国命运共同体

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海报

乒乓球作为国球承载了国人有关体育竞技光辉的集体记忆，凝结着代表大国形象的民族认同，电影《中国乒乓之绝地反击》（以下简称《中国乒乓》）选择重现中国男乒队触底反弹的一段峥嵘岁月，讲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国乒乓遭遇低谷后，戴敏佳教练归国后组织起一支队员各有缺陷的队伍，带领男乒重夺世界冠军的故事。《中国乒乓》为通过体育电影建构民族精神认同提供了范例，通过讲述男乒重夺斯韦思林杯的真实事件重新阐释乒乓精神，书写主创所理解的民族成功观与“新英雄主义”。

《中国乒乓》的“新英雄主义”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改编自真实故事的影片往往需要挖掘销匿于现实中的事实与细节，而《中国乒乓》中牵引主线的核心目标——夺回斯韦思林杯作为结果已经在历史中被铭刻，因此其叙事策略和详略安排自然成为导演表达及观众理解电影旨归的豁口。在漫长的卧薪尝胆、厉兵秣马后，影片以三次大赛串联起中国男乒重夺斯韦思林杯的历程，前两次赛事一次被讽刺“取胜得不光彩”，另一次又功败垂成、铩羽而归，但从篇幅而言均着墨甚多，最后一次赛事则是在历史意义上最重要的天津世乒赛，影片对这一赛事的描绘却只限于解说员的密集台词、数个精彩球的升格镜头与紧张的排兵布阵。

对竞技体育来说，夺冠是各个路径背后的终极目的，但《中国乒乓》刻意弱化了天津世乒赛夺冠后颁奖、升旗等彰显荣耀的高光时刻，反而通过赛后采访闪回赛前戴敏佳和黄昭推心置腹的对话，以这样的安排凸显了镶嵌在体育电影中最重要的价值观念：成功观。影片的海报宣传语将其成功观解释为“成为大魔王之前，是打不死的小强”。《中国乒乓》不仅是一个关于成功的故事，更确切地说是从低谷中重回巅峰的故事，浓墨重彩的是在哥德堡的失败，值得反复咀嚼的是招兵买马的准备过程，展望的是短暂成功后的未来。

影片将对传统的成功观的思考较好地嵌入剧情中：第一，集体主义是成功不可或缺的要素禀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英雄主义从来不是好莱坞式超人，以一人之力拯救全世界，而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群策群力。不同于强调个人意志、唤醒个人英雄主义的摔跤、拳击赛事，斯韦思林杯是乒乓男子团体比赛的奖杯，其成功源于教练组集思广益的智慧，源于天南海北搜罗好苗子的广泛人才储备。正因如此，视集体主义与爱国主义高于个人主义的个体组成了男乒国家队，如黄昭与戴敏佳皆为乒乓梦而放弃物质条件更优越的生活，龚枫为更精确地打击对手而被雪藏两年等，而与此观念不合的陈文则脱离了队伍。

同时，表现了意志与精神的传承是成功的必要条件。传承较好地见于师徒关系中，影片也设计了多组师徒关系，甚至展现了王盈作为师母对白民和的关照等。在戴敏佳最后对黄昭的开解中强调，人会死亡，精神却会影响后世，同样是对传承重要性的强调。中国作为拥有悠久历史的大国，讲究代代相传。随着体育竞技与国家与民族的兴衰荣誉挂钩，赓续体育精神基因亦理所应当地成为弘扬和传承民族精神的路径之一。

此外，展现顽强拼搏、艰苦奋斗，将胜负的挑战指向人本身。就物质资源的客观条件而言，中国运动员能获取的资源与待遇远不及发达国家，他们主要依靠顽强拼搏的主观努力为国争光，戴敏佳以“最勤奋”的判词总结了艰苦奋斗的民族精神。影片最后闪回了幕布更替这一场景，男乒队将原本悬挂于训练场中的印有瑞典对手肖像的幕布卸下，改为印有“五虎将”肖像的幕布，这一图像符号既维护了男乒组对胜利认知的内心秩序，更是将发展道路中的挑战指向了自身，是重建民族自尊、强调民族自信的必由之路。

塑造家国命运共同体

宏大的故事通过个人来切入叙事。《中国乒乓》锚定戴敏佳个人的命运与行动轨迹，将中国男乒重回巅峰的故事娓娓道来。戴敏佳与影片精神契合的层次较为丰富，他不仅作为主教练使国家乒乓男队重振旗鼓，而且他在成为教练之前的运动职业生涯也耐人寻味，这也解释了戴敏佳的个人前途如何与家国命运相啮合的问题，是戴敏佳作为线索人物的深层原因。

影片中戴敏佳自我剖析成为主教练难以服众的原因之一是他未曾拿到男单世界冠军，而其原因则在影片初以背景的方式呈现给观众：国际乒联不断修改规则，戴敏佳为此在黄金年龄退役。戴敏佳乃至中国乒乓的境遇巧妙地蕴含了意涵深远的隐喻。中国乒乓有其辉煌历史，神话的中断亦有非常重要的客观原因。

国际乒联定义了乒乓打法的正误，以中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国家则在此过程中失语，如戴敏佳退役原因被总结为打法“落后”。片中戴敏佳的应对策略则具有典型的中国风范，不是暴力破坏现有规范，而是在新形成的规范中重新协调和整合资源，既能学习西方先进经验，引进动态分析技术，派遣队员到欧洲师其长技，白民和用欧洲人的打法与其对拉弧圈；也能发展中国的新技术和新打法，削攻结合使敌人破防，双管齐下地在新秩序中温和地完成反抗和赶超，影片也借此还原了厚重的历史底色。

在以戴敏佳作为线索人物串联全片的过程中，追求家庭幸福生活与国家荣誉的冲突也贯彻始终。首先，戴敏佳归国的选择在个人层面是非理性的，这直接导致了他个人生活品质的下降以及家庭生活的种种矛盾，其利好主要体现在集体利益的增加。影片中也提供了与戴敏佳选择相悖的另一种路径，即以陈文为代表的运动员激流勇退，并将为国争光的运动员之路定义为“最残酷”的道路，这一形容是影片对个人家庭幸福和集体荣誉的矛盾的初期解释。其次，戴敏佳这一英雄人物塑造的异质性就在于影片对其“油亮大背头”的发掘与强调。归国后，戴敏佳的经济生活和社会地位有较大落差，保持一丝不苟的油头造型是其对角色障碍的克服，即通过统一的角色规范维持其内心秩序。在国外名利双收的“乒乓教父”回国后只能以油头和造型调适自己的角色认知，这是戴敏佳心中“相信”的力量的外化表现，是对其带有英雄意味的最好注解，同时也提供了那个时代平衡个人幸福和集体荣誉方法的路径。最后，在天津世乒赛取得胜利的高潮部分个人价值和集体荣誉达成了统一。

举办国际性赛事向来是国力强盛的象征之一，世乒赛第一次在北京举办正是在容国团于上一届世乒赛中勇夺首冠后争取得来，而天津世乒赛则是该赛事第二次在中国举办。男乒在国内主场中重夺丢失六年之久的斯韦思林杯，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中地位的提升、国力日益强盛互相映衬，男乒队的弧光在这一幕达到圆满。包括戴敏佳疑似罹患孤独症失语的孩子会说的第一个字是“飒”，与黄昭谈话中提及的传承议题，都寓意着个人、家庭、集体和国家共有“同一个梦想”，终于给出了新时代为个人主义与爱国主义之矛盾纾困的路径，亦即把个人与家庭的幸福道路熔铸于民族复兴、国家富强的主流道路中，构筑家国命运共同体。

从《夺冠》到《中国乒乓》，中国体育电影始终试图在辉煌中挖掘讲述中国体育精神乃至其与中国时代精神、民族精神契合的角度。竞技体育，赢才是王道，正是这一旨趣将两部电影带到中国女排与中国男乒的历史高光时刻，而乒乓作为凝结着国人集体记忆的球类运动，却又有其特殊之处：从世乒赛男单获得第一个世界冠军到“乒乓外交”，乒乓球作为中国国球的意义和特殊性不容置喙。中国乒乓在国际乒坛长期的辉煌使得曾经那段落后历史的记忆模糊了，影片复写中国乒乓史的至暗时刻，将这一富有象征意义的常胜运动失焦于胜负，而聚焦于人物及其信念，更好地阐释与传播了乒乓精神，把体育精神更相契合地融入社会生活。

（刘珂亦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硕士研究生；张慧瑜系北京市文联签约评论家、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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